一個民族的哲學史就是這個民族對于人生的系統的、深刻的思考過程。我國的哲學由于各種原因它往往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通過談論政治學、倫理學而表達的。當然，一個民族的哲學發展往往是有很多影響因素的，那么中國人的最初哲學又有哪些影響因素呢？我就試著說幾個因素吧！

（一）地理位置

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它早期的文明發展甚至比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文明所受的海洋影響還要小。我們的史書在秦漢以前好像就沒有過遠洋的冒險經歷。因此，我們的哲人的眼光和思維方式也必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所以，我們沒有產生像米利都學派、伊壁鳩魯派、斯多亞派那樣的學派，沒有出現像赫拉克利特、普羅泰哥拉、蘇格拉底、亞歷士多德那樣的哲學家。

（二）經濟基礎

我們是大陸國家，不可能產生像希臘那樣的商業經濟，它使我國形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你看《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觀點在以商業為經濟基礎的希臘哲人就絕對不能理解。我國的哲人是深受“上農”思想影響的，這也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

（三）社會基本制度

我們的社會基本制度是一個大家族制度，即柳宗元說的“封建制”，這個制度一直影響我們到現在，它也深深地影響著我國各時期哲人的思考方式。

當然，在人類史上每一種哲學的產生基本上都不可能憑空產生，它必然有一定的社會背景，那么我們國家哲學產生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一）政治黑暗，貧富不均

你看《詩經》的《節南山》《碩鼠》《黃鳥》諸篇便可知當時的政治是何等的黑暗了。這時“禮”制也逐漸崩潰了，貴族也有浪跡天涯的。諸侯的權勢常比于天子，大夫的勢力也有大于諸侯的，例如分晉的三家、代齊的田氏等等。這時期也有下等社會的人爬到了社會的上層去的，當了“暴發戶”，這樣社會原先的各階級就漸漸的消失了。

（二）社會的動蕩

中國的哲人我們現在可以確定最早的哲學家大概就是老子、孔子了。《史記》說老子是“見周之衰，乃遂去”的，現在我們從《老子》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動蕩的程度。在《春秋》記載的二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中，單單弒君就有三十六次，不知弒父就有多少了，社會的如何動蕩可想而知了。

（三）戰亂

社會的動蕩必然帶來戰爭，你看那時期“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動不動就是“車錯轂兮短兵接”，其戰爭的慘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因為社會都成了這樣了，所以一些人成天“憂于時政”，多言寡歡，妄圖集人力改變社會的現狀；也有人憤世嫉俗，極度厭世，但是又無能為力；再有就是及時行樂主義者；安于天命，隱世而居的也不少。

如此，則中國哲學的各體系的萌芽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