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獲不少吧，不妨坐下來好好寫寫讀后感吧。這時候最關鍵的讀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寫好讀后感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準備的讀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篇一

本書作者羅常培（1899-1958），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北京市人，滿族。歷任西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1949年后，籌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長，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一生從事語言教學和研究，對漢語音韻學和漢語方言研究卓有成績，被學術界譽為“繼往開來”的語言學大師。

本書引言中，引用美國語言學教授薩皮爾所說：“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并且，語言不能離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并且說明想從語詞的含義討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內容分六段：

第一、從此與的語言和演變推溯過去文化的遺跡；

第二、從造詞心里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第三、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

第四、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

第五、從形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

第六、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

我們可以看出，這些都是社會學和人類學上的重要問題，作者想做的就是嘗試給語言學和其他學科搭起一座橋梁。

每一章節中，作者都大量舉例說明，足以見得作者在語言學領域的廣博學識。第二章，我們可以看到有趣的語義演變，繼而了解到文化演變的清晰片影。例如，英語pen從拉丁語penna來，原意羽毛（feather），最初之嚴格應用于原始的鵝毛筆（quillpen），后來筆的材質雖變化，但這個字依然保存著，如果由此分析現代語詞和羽毛的關系，我們可以知道一些古代筆的制度。我國著名的《說文解字》中的字，大都可以看出一些歷史遺跡，如“安”，靜也，從女在宀下，會意，就是說把女子關在家里便可安靜，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對女性的觀念。

第三章，從很多語言的習用語或俚語中，我們可以窺探出造詞的心理過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

例如，云南昆明的倮倮叫妻子“穿針婆”，發怒叫“血滾”，傷心叫“心冷”，欺負叫“看傻”。在初民社會里對于自然界的現象，因為超過他們所嫩解答的范圍，也會發生一些神異的揣測，倮倮叫冰“鎖霜條”，福貢的傈傈族叫虹“黃馬吃水”。這些族語里不明方位，前者叫東方“日出地”，西方“日落地”，后者叫東“日出洞”，西“日落洞”，北“水頭”，南“水尾”，在這些民族中保留了古代人民在不了解自然時的懵懂與敬畏。第四章，語言本身可以映射出歷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來文化接觸時，它也會吸收新的成分和舊的糅合在一起，所謂“借字”就是一國語言里所羼雜的外來語成分，包括音譯的，新諧聲字，借義詞，描寫詞。

一般來說，兩種文化接觸時，上層文化影響低級文化較多，而看借字，中國語中有入超現象，作者認為這不能單以文化高低來論，另外還有很多原因，依我總結一是中國向來自大，對其他文化很少接受，不屑研究，以致從沒有人注意過中國語詞的流出；二是中國方言眾多，又過于復雜，除了本方言使用者，其他人也就不覺得是中國話了。至今文化借字依然是廣泛存在，所以從借字看古代文化交流應該是十分有力的例證。第五章，學者說“地名的研究實在是語言學家最引人入勝的事業之一，因為他們時常提供給重要的證據”，我國古代的幾次著名遷移都可從語言學角度加以證實，南渡的百姓有根據他們的舊籍貫僑臵州郡縣的制度，“僑郡”一詞，原意是讓他們有所懷念，不忘歸北，但我們就可以此來了解此次民族遷移的情況，在《宋書〃州郡志》有具體考證。

第六章，中華民族有很多部族組合而成，雖漢化程度很深，但從姓氏方面還可以窺探到它的來源。如，慕容氏本來是鮮卑姓，其后人因諱言所出，分化為兩支：一支廣東東莞容氏，一支山東蓬萊幕氏，這兩個形勢看來毫不相關，但其實出自同一個祖先。據向達說：“曾無甘肅……”，那么……從此種歷史遺跡我們可以繼續推測出兩個民族間的接觸和來往。第七章，在初民社會里，即一種理想的原始社會里，名稱的用處極大，名稱相同，意味著實質也相同，在各個國家都有這種由親屬稱謂而制定出的婚姻制度，但由于它對于我這個讀者過于復雜，在此不做累述。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篇二

在《語言與文化》下編這部分，一開頭就開始講明了字與文化的一種唇齒相依的關系——沒有文化就沒有文字，沒有了文字文化也會慢慢失去傳承。

作者的態度在這本書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這輛車上，漢字只是外殼，是輪子，不是發動機，更不是操縱方向盤的。也許通過這個我可以猜測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載體，文化是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發展的一個表現。感覺就像文字是文化的附庸。

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在作者的陳述中也能感覺到的是文字是文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它和語言、繪畫、音樂一樣，將文化這種比較抽象的概念，以一種其他人可以輕易接收的方式表達出來。就像女書，就像各個民族的文字。書中所提到的女書的形成，就和當時婦女的生活息息相關，她們不能通過和男性一樣的方式——上學讀書——來學習文字這種書面的表達方式，可是她們又需要向遠方的人傾訴，那時又沒有傳音的物件，于是女書這種表達方式就出現了，它的出現解決了當時婦女對于向他人傾訴而又無法傳達的問題，其實進一步說，就是反映當時當地的社會風氣和文化——婦女沒有社會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樣擁有傾訴和爭取幸福的權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樣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況，特別是文字還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時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現牛羊，農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現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象，農耕民族文字更規矩——或許是當時游牧民族的社會結構簡單，條文和規矩更少，人們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簡單，而農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權制度，人們生活在規矩方圓中，這種情況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來。

文化在文字中的除了會以文字結構來表現，還會以文字的排列來表現，這種文字排列就是我們的句子。在句子中，詩句反映的似乎更加明顯，就像作者引用的一句“取之于心而注之于手”，對于一首詩而言，取的是一個人的“心”，而對于眾多的詩篇來說，取的就是跨越了一大個時代的文化的“心”。就像在詩經中，我們經常能讀到的文字多是擬聲，擬形的，而且多是一些生僻字。可這些生僻字所代表的事物卻簡單明了，就像“瀌瀌”擬雨霧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聞其聲而知其意。簡單直接地描述著作者希望傳達出來的意景。其實這也間接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樸實，單純，還有率直。作者只是用著一個個疊詞就讓讀者仿佛置身于田野森林之中，若不是他們常與自然溝通、常去聆聽自然，怎能恰到好處的將讀者引入蟲鳴鳥叫之中去呢？隨著時間推移，文化發展經歷了幾起幾落，到了唐宋時期，文字的表達方式也發生了改變，涌現了許多的優秀詩人詞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可以發現，這時的詩句已經由簡單直率變得委婉含蓄，不再是直接說明環境，

而是利用簡單的幾個意象，比如常見的“明月”，“垂柳”，“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繪的環境，再加幾個字的補充，就給了讀者自由想象的空間，讓詩人想表達的意象自動浮現在讀者腦海之中。從詩句中能感覺到，這時的社會環境已經失去了那種簡單淳樸，上層社會已經開始逐漸腐敗，奢靡之風盛行，有愿者眾多，可也難以扭轉。詩句詞句中透露出來的點點滴滴，無論對也好錯也罷，都忠實的反映著當時的文化，或者說就是文化在書面上的表現形式。

所以在讀的過程中，感覺到的最多的就是這些，很多看法和作者表達的態度不同，或許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許是誤解了作者的觀點。但是這就是讀完了這部分的最大感受。

語言與文化的讀后感篇三

羅常培先生的《語言與文化》是從語言學跨入文化人類學的成果，被譽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先驅”和“開山之作”。該書開拓了聯系社會文化指導語言研究的新道路，這一大膽的突破為今后的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搭起了一座橋梁，為建設中國語言學作出了巨大貢獻。

羅常培，字莘田，號恬庵，筆名賈尹耕，齋名未濟齋。北京人，滿族。191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語言教育家。歷任西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新中國建立后，1950年籌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并任語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一生兩次被評為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出席會議。畢生從事語言教學，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方言調查、音韻學研究。與趙元任、李方桂同稱為早期中國語言學界的“三巨頭”。其學術成就對當代中國語言學及音韻學研究影響極為深遠。

《語言與文化》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為“引言”，提出了聯系社會和民族的文化及歷史來研究語言的宗旨，引言第一句話引用了美國語言學家薩皮爾的話：“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合，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并簡要介紹了其余七章的內容范圍。

第二章為“從語詞的語源和演變看過去文化的遺跡”，羅常培先生用漢語中和外國語中的一些例子來說明詞義演變與文化發展階段的關系，進而具體地分析了英語中“wan、window、fee、money”等詞的詞源以及所反映的文化印跡，幾種北美印第安語中幾個詞源所反映的社會經濟變遷，以及漢語中從“貝”的字和古代貨幣制度的關系、“紙”的偏旁所反映出最初的造紙原料、“安”所反映的古代女性的社會地位、“斬”和車裂慘刑、“家”的原始形式等有關問題。本章結尾還提出了語言學和社會學可以相互啟發的觀點。

第三章為“從造詞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里的例子、北美怒特邇語的例子、現代英語里的畜牧詞語、中國古代畜牧詞語的死亡、漢語和印第安語中語義結構對應的詞等例子來討論造詞的心理過程與民族的經濟發展程度的關系。

第四章為“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包括“借字”（借詞）的定義，漢語借詞所顯示的中外文化交流、近代中國借詞的四種方式（聲音的借貸、新諧聲字、借譯詞、描寫詞）、漢語里借詞多于貸詞的四個原因、外國語里的漢語貸詞研究、貸詞還原的誤會、研究貸詞的困難、英語里的漢語貸詞的研究。

第五章為“從地名看民族遷徙的蹤跡”，包括地名研究對于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功用、凱爾特語在歐洲的一條地名帶、地名所反映的斯堪的那維亞人在英國的殖民痕跡、北美的印第安語地名、中國地名所顯示的古代民族交通的蹤跡、僑置郡縣和民族遷徙、壯語地名所顯示的古今民族的差異、滇緬邊境上幾個地名的語源等內容。這一章關于少數民族的語言材料都是第一次發表的。

第六章為“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該章包括“從姓氏所反映的民族來源”、“從姓氏和別號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父子連名制’是藏緬族的文化特征”等內容。這一章著重研究了“父子連名制”。

第七章為“從親屬稱謂看婚姻制度”，該章包括“親屬稱謂在初民社會里的重要性”、“黑夷親屬稱謂所反映的交錯從表婚制”、“交錯從表婚制的分布區域”，“親屬稱謂所反映的其他婚姻制度”以及用例說明從親屬稱謂推斷婚姻制度所應有的審慎態度。

第八章為本書的“總結”。主要內容包括“語言跟著社會的進程而演變”、“語言學的有機聯系”、“語言學的古生物學分析方法”、“文化變遷對于語音和語形的影響”、以及“中國語言學的新方向”。其實，這一章才是這本書有關語言學研究的理論成果。

除了上面的八章正文以外，《語言與文化》還包括邢公蜿寫的再版序，陸志韋原來為該書第一版寫的序和作者的“自序”。羅常培的自序中回顧了該書的寫作過程；本書還包括四項附錄，分別為：“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茶山歌”、“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系”和“語言學在云南”。這些附錄都是作者早些年所撰的論文和報告，也是產述書中一些觀點的基礎，附錄在書后，分別為前面不同章節的內容提供了更細的例證。

羅常培在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方言調查、音韻學研究各方面都作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并有突出貢獻。羅常培先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這門科學不懈的開拓者。中國語言學界將羅先生稱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可以說是對他一生的準確定評。

（一）勇于接受新事物，開創新事物的精神

該書中提及了大量的國外和國內的例子，將語言學與社會文化聯系起來，這在當時的四十年代是個很大的嘗試和挑戰，為今后的社會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種勇于接受新事物，開創新事物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二）書中例證豐富、文字有簡單易懂

在書中羅常培先生講到了許多有趣的事兒，一部十萬字的書，包含了豐富的例證，從古至今、從國外到國內，字里行間體現出羅常培先生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知識積累，并運用簡單易懂的文字來說明，這樣讀起來很輕松，又體會了書中的樂趣。

（三）架起語言學與文化學的橋梁

在四十年代的中國，把社會文化與語言聯系起來可以說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膽嘗試。書中從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的落后的語言來透視該民族的文化特點，把語言與文化聯系起來作為本書的主要內容，為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指明了一條一的道路。